第一次听到达明的歌是听见朋友在放石头记，朋友是广东人，喜欢外放些香港歌曲。香港人把自己的母语叫做广东话，奇怪的是，好像除了香港，广东话的音乐在广东的其他部分是缺席的，甚至连广东话本身都有消亡的趋势。不过好在，上世纪港乐的余威尚在，广东歌还是有人听的。
上世纪的我苦于现实压力，并不能买起磁带，说实话，和我一起在工地上打工的，都是些可怜的人，每日的钉钉咚咚碰碰撞撞就够受了，实在无福去额外增加耳朵的负担。有那空闲，回家在炕上陪婆娘去不好吗。也有不老实的，好不容易几月不吸烟，攒下几块钱，却全给了烟花柳巷中的女人。回了家婆娘疑心钱少，来问我们，然而我们终究也不好多说些什么。不过我后来我有Walkman了，甚至有CD机了，那些事情和人渐渐离我却远去了。当然这是后话。
后来我买达明的CD，却是在烟花柳巷对面的街上。口渴的人看见水就流涎，哪怕明知是脏水，却也抑止不住。我那天见工友鹏哥又掏出叠不知攒了多久的毛票子，要往里进时，不知觉的往前跟。我可不想染上什么怪病，然而下面却不自觉的鼓了起来。毕竟在工地上也常年不见女人，不过看看而已，我是这么想的吗？我现在也不知道了。我只知道我不自觉的往里进，看那浓妆鬼似的女人一脸淫笑地迎着客人，鹏哥脚步如云。那女人也把眼神渐渐投来。吓人，那眼神却投到了我的身上。只见那眼似勾，利的简直像是兵器一般，我预感我将见血，便急将侧身闪躲，一个踉跄跌进了臭水沟中。晦气，我急转向，试图抛掉我那些令人不安的想法和身上的污垢，却和勇哥打个照面。“涛哥，你也来玩啦。”，勇哥掏出裤兜里的一把假烟，拿出一根叼嘴里，用一口萎缩的黄牙咬住，又挑出根没那么松散的往我手里塞。“不不不，”我自觉我同他们多少有些不同，头也不转的冲进了对面的音像店，音像店门头是一块伸出的牌，上书公用电话，我想，我是来给老婆打电话的，向后面抛出一句，“俺想老婆了，来打个电话。”我心里怯，不敢回头，只顾拎着听筒装模做样，也不知勇哥会是个什么表情。
待我抬头时，却看见老板坐在一把竹躺椅上，身旁环绕着装着各色磁带，光碟的纸壳子。最前面一排的纸壳子上拿记号笔写了几个大字，“热卖”。那些碟印刷粗劣，图画却属实大胆。我好歹是有着初中肄业的高级文凭，对于那些东西，自然是不屑的。老板闭着眼睛，却鼻翼微动，好像嗅着了些什么。我才反应过来散发这臭味的人是我。眼见他要睁眼，我又只能挂了电话假装在光碟堆中挑挑捡捡。
“老板，这张多少钱”，我随手挑出一张问价。“三块”，老板睁了眼，开始迷糊地望向我，而我却吓一跳，乖乖，窑子里的坏婆娘都只要五块。这当然不是我刚好带了五块钱的理由，我前面说过，我是来看看罢了，至于钱，哪个男人出门不带点钱，这像话吗？我鬼使神差地把钱付了，其实我并没看到那盘上写的是什么，只是想，即使我不要，回去卖给工友总有人要吧。其实我半路就清醒了，我这计谋也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拿错碟了。我拿的碟上并没有印刷粗劣的女人，却是两个模糊的男人，我便知不妙。然而我也并没有其他办法，只得把它压在行李底下，不再翻动了。
综上所述，我是个粗人，也没有钱，买Walkman，CD机是很后来的事情，至少是新世纪了。那时这些东西有一大堆已经成了废品，废品不一定是它们坏了，而是说，有一批人不再需要它们了，当然，也有一些人，比如我，觉得它们还有价值，便把它们捡了回来。
对我而言，达明的歌之所以印象深刻，有一大方面是因为那张旧盘，它在被老板卖给我之前就是旧的了，面上划痕颇多，配合老化的CD机，就更难读碟，因此播放并不顺畅。然而我终究不甘我花了大价钱买的碟最后没有派上一点用场，于是反反复复地听，企图从破碎的歌词中拼凑点什么出来，然而大多是失败的，终于我放弃了，我把那张碟掰成了两半。
所以当我听到朋友在放那首歌的时候才会如此兴奋，因为我想起，那似乎是我在那张旧碟上听到过的旋律。这时候已经有网络了，并且盗版业也发达，让我可以开始不花钱听歌。我又重新下载了那张专辑，这回，我总算是听清楚了。
另一方面，达明的音乐的确出色。达明的歌给了我一种朦胧诗般的感受，通俗的说，就是一种听不懂的感受。然而，这种听不懂却非本人的文化水平很低导致的。事实上，我并不是不能说我听懂了达明的歌，只是说，假如有人质问我到底有没有听懂，我恐怕只能陷入吱吱唔唔的呢喃。每一吋歌词似乎都还留有再解释的空间。这要感谢于陈少琪等词人的仔细编织，更依托于阿达那结合了英国Trance风格与中国民乐与阿拉伯风格音乐的作曲与编曲。被广泛运用的电子乐器即古筝风格的电吉他调音，给了乐曲一种独一无二的活力。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风格如此多变，如此狂热，却在整体上又能和谐统一的音乐。
从达明的第一首专辑来看，当时作为他们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曲，继续追寻，是相当幼稚的歌曲，无论是词还是曲抑或是唱腔，从现在来看都不能算是非常出众，然而，仅在次年，他们就作出了《崩裂》、《石头记》、《马路天使》、《迷惘列车》这样极具个人风格却又极具美感的音乐。这些歌在初听时给我带来的震撼感甚至远胜与那天我本该买的那些影碟，我从没有意识到，原来音乐可以以如此美感的方式描述一个预谋伤人的精神病患，可以把文言歌词和最前沿的电子音搭配，原来简单的叠词与重复可以达成如此震撼的效果，原来一个人可以同时学会如此丰富，彼此不同的乐器。
后期的《每日一禁果》、《甜美生活》、《十个救火的少年》开始涉及更加具体的现实问题，反讽与隐喻令人冰冷刺骨，音乐风格也开始更加地丰富，却也为今天的被全面封杀埋下了伏笔。
达明之中，黄耀明最初恐怕是作为一门人声乐器被使用的，毕竟对于刘以达的天才而言，作出好的音乐，只需要合适的乐器就够了。然而，好的音乐，要能成为传世之作却并非曲调或乐器的优劣所决定。另一方面，思想性也同样重要。阿达是天才的乐手，天才的作曲家，却是白痴的偶像，甚至，从演唱角度，他是个音痴。黄耀明是勇武的思想斗士，要同风车做决斗的唐 吉訶德。他要为和自己一样爱男人的男人战争，要为了和自己一样热爱自由的人们战争。在这里，犀利的歌词和尖锐的乐曲便成了其格外趁手的兵器。然而，战斗者的身份却又另他们非议不断，伤痕累累，以致如今连开演唱会的财路都大成问题。
达明于84年组建的时候，我还在初中。尚未被不断紧逼的生活赶出课堂，96年第一次重组的时候，很惭愧我刚刚摆脱打工生活，开始在垃圾回收站工作。我是没有勇气反抗我的人生的，不然我也不会如今年近不惑却一事无成。我不懂什么key，什么drum beats能够组合出好的音乐，但我记得，我有三块钱在那天丢在了应该丢的地方。